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九，被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

以上均见之于正史，笔者不吝于笔墨铺垫，实为证实，在此一时刻，中国国家的屈辱地位以及袁世凯在这场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条约的可圈可点的努力。作为严谨的历史之一部分，不管袁氏后来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讲，袁氏是一个爱国的枭雄。

更有袁世凯传记作者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过程及其结果，彰显了袁世凯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尽显枭雄本色，乃是“弱国无外交”格局下的极大成功。如评论人士章立凡认为，中国在外交压力下，最终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条款，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没有让日本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印度被英国殖民）。

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日本本方面在此次交涉后，外相加藤高明下野以示负责，章立凡认为这或可看出日本人自认为其外交失败、袁世凯之成就。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袁世凯的整个政治生涯，也可能得出这一意见，没有理由论定仇日的、和为日本所仇恨的袁世凯在1915年就能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轻易倒向日本，作无益的卖国。也就是说，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论，既缺乏主观动机，又缺少史实的支撑。

当实施二十一条时，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抵制。日本人在南满洲圈定了大批矿山、森林，在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开垦，都深沉地触动了国人的利益。于是，人们在抗议之时也想到，为什么袁世凯要签署这样的卖国协议？在北京“筹安会”发出君主立宪的呼喊之后，舆论开始有声音说，老袁为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出卖了东北的利益。想想也有道理，这次抗议，就是基于这个认识。

不过当袁世凯称帝后，反对派的焦点就停留在老袁是否为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而签署这个二十一条了。后世为这个所谓的二十一条争论得不可开交，有一些历史书籍对此也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总的看法是这二十一条是真的，袁世凯是否真的因签了这个条约才获得日本支持洪宪帝制的说法，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好多史书、小说家都说，日本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

以史料的拓展为历史进一步的陈述，赋予“同情之理解”，当然有其必要。但无论如何，“二十一条”留给国人的，仍旧是屈辱感。这一悲情的历史基调，并不会因为主事人的外交的努力及事后的悲怆陈词而改变。这一论述，撇清了袁世凯卖国的嫌疑，但却不能进一步申论，二十一条与后来的帝制无关，或者，没有任何历史逻辑上的牵连。

卖国虽然不至于，但是说有什么成就却也未必。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部条约袁世凯等人虽然奋力反抗，但这仍然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将旅顺和大连都延长租借至99年，让日本人无限制向满蒙殖民等都是不可思议的。袁世凯后来发誓要奋发图强，要和日本“抬头相见”。如果后来历史的轨迹他真的如他所说的做了，不管如何，国人只会鞠一把同情泪，说声“小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