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英国疲态尽显时，它也悄悄地转了身它在中国的损失不容得它继续留在反对的阵营中。

如果说在以前，它完全可以无视中国的立场，因为一个松散、弱小的民国政|府根本不敢阻挡它对中国经济的掠夺。

但是在1916到1919年的四年间，日本对华出口增加1596，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由1913年的23上升到1918年的435，对华投资额由战前第四位跃升到与首位的英国不相上下，其商船总吨位达513万号，攀升到世界第三。

一句话，现在的中国是它的恩主。

得益于中国物质极不丰富、而工业能力越来越规模化的现实，中国的市场完全可以用国货来铺垫，也完全可以忽视外来商品的影响，现在是日本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如果没有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日本的经济会一落千丈，这是无疑的。

而人民军庞大的家底也让日本政|府望而却步。没有直接交过手，不知道底细。但是以它的组织能力和渐成体系的实力，即使激进的日本军界也不敢打保票能战而胜之，还必须是一战而胜之。不然，光用拖字诀就可以让日本陷入经济的泥潭里。

这也是日本只敢缩在英国后面作手脚的原因，形势一不大，它立即溜之科也。通过实施双重政策，它较早地从反帝运动中脱了身，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在华进行经济侵略。

英国对日本的行为极为不满，但是，陷于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有限地调整对华政策。

随着人民党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国政权，人民军在军事上（从兵员及装备上可以看出）以前所未有的强大，中华民国在经济与工业上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潜力，这一切都使张汉卿显得异乎寻常的强硬，让英国在此次谈判中不占有半分好处。

张汉卿对英国人的底细是非常清楚的。

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

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

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

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

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随着人民军在军事上力量的增加，单纯从军事上给予恐吓已不能抑制民国政|府对英政|府的强硬。而在经济上，民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力量建交通、工业、农业等）而非贸易的扩大，使英国在财税上的筹码越来越微弱。

面对张汉卿的强硬，英租界当局不得已用了另一个绝招。

张汉卿进入上海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也是帝国主义导致的祸害。

本来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在中国是货币；但是由于欧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信用货币制度，白银在他们为资产。

当国际贸易平衡时，这种危害还不能显现，但当外国有意颠覆中国的货币政策时，通过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涨跌，便极有利于达到对方的目的。

在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