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作为第一亲信,溥仪向他咨询。陈宝琛说:“这是诡计,万万使不得!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
国难有忠臣,可是国难历来奸臣居多。对于能够让溥仪重登帝位,不少宵小上窜下跳,争相想做从龙之臣,这里面郑孝胥是杰出的代表。这位正史上伪满洲国的首辅大臣,不遗作力地劝说溥仪。
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曾在最初提出虚君立宪的动机,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作为清朝遗老,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国,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续。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郑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法制问题。
然而,清朝遗老开明的态度和改变的热情,因为辛亥革命而熄灭。尽管在现代化观念的惯性之下,郑孝胥曾承认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从相反方向带来的压力。最终,他决定听从“忠”的引导,做清朝的遗老。
孟森曾写信劝他“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却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郑孝胥以《哀沈瀛》一诗,再次表明他的心情。两天后,他深夜起床,抄写《伯夷列传》。
在革命之后,郑孝胥痛定思痛,下结论说:“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
并以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认为:“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能胜言乎!”
郑孝胥对共和,在理论上作了最基本的让步,所以他能批评的,只有党人的疯狂和中国的民智不开两点。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之前所宣扬的立宪法制的忏悔之情。这种“幡然悔悟”的忠君思想,是溥仪皇帝迫切需要的,也是相当信任的。
但是帝师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
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宝琛:“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宝琛:“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孝胥反驳说:“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宝琛大怒说:“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孝胥:“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宝琛:“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孝胥:“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陈宝琛气极:“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