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基础。”欧里拉道：“如果西莫先生能够继续在诺基亚任职，将会更有利于诺基亚的改组。”

“对于你的问题，首先，西莫先生缺乏必要的魄力，不敢将诺基亚的命运赌在移动电话与电信设备上，其次，连续两年亏损4亿芬兰马克，总要有人为此负责的。”蔡致良道：“而且，不仅股东们对于西莫的变革不满意，内部也有巨大的分歧，你应该清楚。”

当然，西莫没能改变诺基亚亏损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更多是历史的原因，但是这并不能消除股东的不满，正式西莫出售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包括最神圣的造纸部门，却没有让诺基亚起死回生，而另一方面，随着不断的剥离，出售资产，也开始大规模裁员，内部自然分歧严重，两种不满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需要有人为此负债，以平息他们的怒火。

欧里拉作为诺基亚的一员，不清楚这种情形吗，自然不是，却又必须表示一下，所以蔡致良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欧里拉也适时地知难而退，并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而西莫作为芬兰银行的代表，朱国信更倾向于扫地出门的，却又不得不顾及芬兰银行，以至于让他出任独立董事。而另一方面，朱国信选中欧里拉，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可以成为与芬兰银行之间的桥梁，而更重要的是，欧里拉在花旗银行的十年经历，让他不那么芬兰化，虽然受西莫提携，却也与芬兰银行的关系并不亲密，且与西莫的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欧里拉告辞之后，蔡致良与朱国信谈及刚才奥斯里克的顾虑，道：“他的顾虑会传递给芬兰政府和银行的，这可能会对索尔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刚才让你和他一起去，你要对此有所准备。”

“这点我之前有所预料，只是鉴于他同芬兰银行维尔塔宁先生的友好关系，并在索尔投资收购诺基亚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已经是理想的人选。”朱国信为此准备了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十分周全，道：“奥斯里克涉及科技进步以及诺基亚的战略规划，我和欧里拉会用事实说服维尔塔宁先生。”

“凡事预则立，对索尔投资来说，已经成功了一般，接下来，就祝我们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