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大的财富,的确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他们尽心尽力的劳作,一年到头也就是赚点口粮。
按照朱瞻墡的公德论而言,大明脱离了小农经济蜕变,受益的是整个大明所有人,那么所有人都要为了这种蜕变付出代价。
哪怕是皇帝。
朱祁钰有很多话想和路易十六沟通,毕竟路易十六也是小农经济蜕变的代价之一。
但是那也得路易十四有个头不是
所以,让百姓承担小农经济蜕变的一部分代价,也算是最普通的百姓的义务之一。
朱祁钰总计有两个担心。
第一个就是百姓承担了代价,付出了自己的农业剩余价值,最后享受不到小农经济蜕变的效益。
做蛋糕的时候喊着集体奋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钢,团结是铁,等到分蛋糕的时候,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沈不漏,一分不漏。
第二个担心,就是路径依赖。
不分蛋糕也就算了,还要年年搞下乡,让百姓一次次的为冬序买单,把人敲骨吸髓的朘剥,最后再清理一下低端人口,天朗气清,国泰民安,一切岁月静好。
而费亦应揭露了一个残忍的事实,那就是农庄法必然如同军屯卫所那般败坏,农民的合力消失,最后农民只能予取予夺。
站在大明师爷的立场上,费亦应显然是个很厉害的师爷。
工业化进程一共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建立血腥的殖民地,对未开化的殖民地的外番,进行朘剥,矿产、植被、特产、劳动剩余等等,进行血腥的积累。
对于朱祁钰而言,他首先是大明皇帝,他根本不会顾忌外番蛮夷的死活。
另外一种模式,则是苏慈宗模式。
建立集体农庄,朘剥农业剩余,形成剪刀差补充工业,将农业剩余和廉价的工业品出口换取外汇,用外汇换取技术、机械设备等等,加大工业化投资,最终完成工业化进程。
于谦颇为认真的说道“陛下,臣之前就曾经提议过,扩大农庄法的推广,在农庄法内搞一些村寨工坊试行。”
“大明的百姓们,只要能够组织起来,就如同奔流不息的大江,势若万钧”
于谦对这一点极为肯定。
他认为在这一场博弈之中,大明的老百姓们并不见得就完全不是对手。
这段话里有一句潜台词,就是只要陛下不拉偏架,大家同台竞技,谁输谁赢,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朱祁钰沉默不语。
集体农庄,或者说大锅饭,并不是旱涝保收在一个锅里吃饭,它是一整套的主要按劳分配,次要按需分配为主的集体合作经济模型。
它有工分的同时,还有总结批评,村中的恶霸懒汉都会被送到军中进行远戍,还有自成体系的监察系统,百姓们通过掌令官可以反应真实情况。
无论是大唐的府兵制,还是大明的军卫法,还是苏慈宗的集体农庄,亦或者公社,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不利于阶级固化。
一切不利于阶级固化的政策和社会模型,都会急速败坏,因为不利于阶级固化意味着不符合占据了分配地位的肉食者的利益。
肉食者即便是不故意破坏,也会刻意纵容。
这个肉食者包括了地方喜欢买地的地主、好吃懒做的恶霸、喝兵血的世袭庶弁将、兼并土地的科层制下的各级缙绅、大肆接纳挂靠土地的寺庙道观及王公贵族、一直想要挖大明墙角的势要豪右。
当然也包括了只是庸人的皇帝。
将军的儿子只能是将军,不能做元帅,因为元帅也有儿子。
而最底层,最穷苦的百姓,是承担代价的那批人,农庄法,就是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形成合力。
拥有了合力,就拥有了和肉食者对抗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