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名声累积了。”

哦，这叫声望累计！

“后来呢？”

“后来我去当兵了！”

喝了一口酒，侯晓贤继续道：“那个年代，片场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出了点小状况，直接开打，几乎每个片子都打。我是跟李行导演入行的，最开始做场记，后来做当编剧、导演…我记得第一次做导演，《就是溜溜的她》，在片场，制片和摄影助理突然打起来了。

两人一前一后地追着，我也不自觉地跟着跑。跑到一半，我才突然想，“不行，今天我开始当导演，不能再打了。””

“说到做到，做了导演之后，我再也没有打过架！”

听到这，焦雄屏乐了：“但后果是，侯导的手经常骨折受伤…”

“为什么？”

“因为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只能用拳砸门，砸墙，或者砸其他任何面前的物件，所以，在剧组若看到侯晓贤手上突然缠绷带打石膏，所有人都会识趣地乖乖闭嘴。”

沈长林没忍住，直接笑喷了…

……

其实，提到台湾电影，不得不说台湾电影赔钱宣言，不对，是新浪潮宣言！

宣言之后，台湾电影彻底放弃商业化！

然后本土市场拱手让人。

至于他们这帮人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电影大多是暴力或涩情。

1981年，台湾电影局想改变现状，推出了电影辅导金计划，给优秀的新电影导演启动资金。

计划的推行人是吴念真，想着一部电影只能推出一个导演，不如做个拼盘，于是策划了《光阴的故事》——一部电影找四个导演，省钱又有效果。

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

侯晓贤当时拍了《小毕的故事》，票房也很好！

那时候，杨德昌是领头人，很长一段时间，在杨德昌的日式公寓里，一批电影人聚在他家看各国的艺术电影。

看完，杨德昌就给每个人发一份分场表，给大家讲这个电影的叙事手法。他做得像手风琴一样，拉开来长长的一份。

杨德昌和一众归国导演介绍的国外电影，侯晓贤完全没有听过，看所谓的“大师电影”时还会睡着。

“我从学徒、场记一路做到导演，接触实务工作比较多，拍电影靠的是直觉经验。听了很多新潮理论，反倒不知道从何拍起了。”

“后来朱天文推荐了一本书给我，《沈从文自传》，这本小说有一个观点，是俯视的，好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悲伤的事情，他都很客观地在看，有一种胸襟，看完这本书，我就知道怎么拍电影了！”

沈长林点头：“我也读过沈老的自传！”

估计大家应该都知道《边城》，但《从文自传》跟《边城》一点不一样…

在这本书里，沈老好像变成了一个镜头，一台影机，带着读者一点点的铺开了他湘西的童年。

辛亥前夜家门口滚滚人头满地碎耳；行军途中肆意杀戮人如草芥；破开的肚肠，剜去的人鼻；侥幸留守而存得性命的幸运、山谷的机枪、路边的暗杀等等…

这是近代中国最蛮荒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路遇凶杀毫不稀奇的年代，沈老毫无保留也不带感情的把这些从脑海的记忆里掏出来，放在案板上剁碎，告诉你，这些人命，就是这样。这也许是你不认可的年代，但这却是我经历过的众生。

沈长林接着反问：“您的意思是电影应该是俯视的角度？”

“对，你只是一个讲述着，并不是亲历者，导演不需要夹杂自己的情感…”

“我不赞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