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长生的渴望与对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对他的青词赞赏有加，几乎到了非严嵩之词不足以表达心意的地步。严嵩为了保持这份宠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国家危急关头也不惜牺牲政务，专注于青词的创作。

庚戌之变，即蒙古俺答汗率军围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本应全力应对国家危机，指挥抗敌，但他却仍然沉迷于青词的撰写，拒绝会见提出抗敌策略的左谕德赵贞吉，这种置国家安危与民众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暴露了严嵩极端的自私与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在国家最需要他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只顾维护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也因此被世人讽刺为“青词宰相”。

严嵩的“青词宰相”称号，既是对其文学才能的认可，更是对其滥用权力、玩忽职守的讽刺。他的一生，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却因过于谄媚皇帝、忽视国家与民众利益，而留下了千古骂名。

六、铲除异己

在夏言被除去后，严嵩与曾经的盟友仇鸾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仇鸾曾因被曾铣弹劾而身陷囹圄，为自救，他与严嵩结为政治联盟，借助严嵩之子严世蕃起草奏疏，成功扳倒了曾铣。但得势后的仇鸾不甘心继续受制于严嵩，他秘密 上 疏，揭露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然而，仇鸾的计策未能长久奏效，因其自身亦被发现有不轨行为，最终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剥夺权力，忧虑成疾而死，这意外地解除了严嵩面临的威胁，使其权势得以延续。

严嵩利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相继除去了夏言和仇鸾两位政敌，一时之间，朝中无人能与之抗衡。但他深知嘉靖帝对大臣的猜疑心态，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严嵩对所有敢于弹劾自己的官员均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措施，从贬谪到杀害，无所不用其极，沈链与杨继盛的悲剧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沈链上疏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直指其贪腐卖官、压制贤能、控制言官等恶行，触怒了严嵩。严嵩反唇相讥，以沈链过去的小过失为由，成功说服嘉靖帝将沈链贬谪至边远的保安。沈链在边疆依然不改初衷，时常咒骂严嵩父子，最终被严嵩设计陷害，以涉及白莲教案为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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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盛则更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陈严嵩的十项罪状和五大奸行，将边疆危机和天象异常都归咎于严嵩的专权乱政，言辞犀利，直击要害。然而，杨继盛在奏疏最后建议皇帝咨询裕王和景王，或是询问阁臣，这触及了嘉靖帝的逆鳞，因为这暗示了他对皇权的不信任，且违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则。严嵩趁机在嘉靖帝面前煽风点火，最终导致杨继盛被送至镇抚司受审，后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员之后一并处决。

七、权倾皇室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面对一个微妙且敏感的问题：在未明确册立太子的情况下，如何安排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的婚事。按照先例，亲王的婚礼应在各自的王府举行，但严嵩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当前的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两位亲王若出府成婚，容易与外界过多接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特别是在储君名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两位亲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或者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和争斗。因此，严嵩提议，为安全考虑，两位亲王的婚礼应在皇宫内部举行，这样既方便保护，又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和误解。

严嵩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他向世宗指出，两位亲王若在各自府邸完婚，由于王府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之随从众多，容易因小事产生嫌隙，不利于兄弟和睦及皇室稳定。而且，当时宫中无皇后，两位亲王是皇帝最亲近的血亲，如果都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