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导致粮食歉收，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陕西、中原等地灾情尤为严重，而朝廷的苛捐杂税却未见减轻，使得民众生活雪上加霜。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澄城的王二起义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各地农民、边镇逃兵、被裁撤的驿卒纷纷加入，形成所谓的“流寇”。

朱由检任命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试图平息民变。杨鹤通过招安政策暂时安抚了一些起义者，但根本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许多起义者因安置不当而再度起义。崇祯四年（1631年），神一魁在被招安后不久即叛，朱由检因此罢免杨鹤，改任洪承畴为主剿的陕西三边总督。起义军在洪承畴的镇压下，于崇祯五年（1632年）转战山西，而后在卢象升等人的镇压下，又转进河南，攻城掠地。崇祯七年（1634年），起义军在陈奇瑜的招安下短暂停歇，但不久后又逃脱围困，形势愈发严峻。

同时，明朝与后金的战事持续升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调整战略，一方面削弱辽西明军据点，一方面频繁入塞掠夺。崇祯四年（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孙承宗引咎辞职。更严重的是吴桥兵变，孔有德、耿仲明等叛乱，不仅削弱了明军实力，还将红夷大炮技术带给了后金，加强了其战斗力。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年号崇德，正式与明朝抗衡。同年，清军入塞，掠夺京畿，留下“各官免送”的侮辱性木牌，极大地打击了明朝的士气。

为应对内外危机，朱由检起用杨嗣昌，后者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略，试图围剿起义军，同时主张与清议和，以集中力量对付农民起义。然而，议和之事因群臣反对而拖延，皇太极趁机再次发兵入塞，导致卢象升战死，孙传庭下狱，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这给了李自成、张献忠喘息之机。李自成攻陷洛阳，张献忠破襄阳，局势进一步恶化。杨嗣昌因战事不利而忧惧而死，朱由检虽感惋惜，但并未追究其责任，转而以丁启睿为督师，继续围剿起义军，但局势已难以挽回。

六、局势恶化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之后，明朝的内外局势急转直下，进入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自然灾害的频发，特别是河南地区的饥荒和疫情，导致大量饥民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使李自成的势力迅速壮大，开始被称为“闯王”。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等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李自成的军事和政治实力。李自成的军队连续攻城掠地，多次围攻开封，尽管明军有傅宗龙、孙传庭等将领的抵抗，但最终还是难以抵挡李自成的攻势。李自成的胜利，不仅在于军事上的优势，更在于其提出的“三年免征、一人不杀”的口号，赢得了民心，使得“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谣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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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清的战局同样恶化。皇太极连年侵扰辽西，围困锦州，明军在洪承畴的带领下，虽有几次短暂的胜利，但最终在松山战役中大败，洪承畴被俘（后降清），锦州、杏山、塔山相继失陷，明军损失惨重。朱由检曾试图与清议和，但因和议泄露，再次引发朝臣反对，导致兵部尚书陈新甲被处死，和议破裂。皇太极借此机会第六次入塞，大肆掠夺后安然退兵，明朝损失惨重，人心涣散。

内外战事的接连失利，加上朝野上下对局势的悲观情绪，使得明朝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中人心浮动，守城士兵的斗志全无，朝廷的威信降至冰点。朱由检下令悬赏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首级，但此时明军可用之兵寥寥，左良玉的军队虽有二十万之众，却无法有效对抗起义军，反而四处劫掠，威胁南京。张献忠攻陷武昌，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在襄阳称王，初步建立了政权，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由检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孙传庭统率的秦兵上，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