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明显。孙可望的这些行为不仅未能达到削弱李定国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对立,为后来的内讧埋下了隐患。随着李定国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孙可望内心的嫉妒和不安也愈发强烈,这最终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为大西军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六、宝庆之败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达沅州后,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前来议事,企图借此机会逮捕李定国并夺取其兵权。李定国在接到命令后,正准备动身前往,却突然接到了刘文秀之子的密报,称孙可望有意对其不利。这一消息让李定国陷入两难境地:如果不去,可能会被孙可望以违抗军令的名义兴师问罪;但如果前往,则可能面临危险。在此期间,孙可望连续下达了七道命令催促李定国前来,迫于无奈,李定国只好率部向沅州进发。然而,在途中,李定国再次收到刘文秀之子派人送来的劝阻信件,于是决定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事宜。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后不久,便自食其果。当时,孙可望亲自率领大军从靖州(今湖南靖县)出发,经武冈抵达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达到十万人,这场战役被称为岔路口之战。
1653年三月初六日,清军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从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扎在岔路口,距离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的营地周家铺大约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占据高地,地势险要,加之天降大雨,双方暂时列阵相峙。当天晚上,孙可望率领亲军从宝庆府赶来增援。
到了三月十七日,明军主动下山向清军发动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孙可望统帅的明军战败,遭受了较大的伤亡,清军缴获了七百多匹马和一头战象。清军趁胜占领了宝庆府。然而,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黄旗的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和武京都阵亡。次年,清廷下发给衡州、岔路口两战阵亡清军的抚恤银高达十一万八千余两,可见这场战役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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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阴谋篡位
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时遭遇瘟疫,加之清军增援,处境极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向孙可望求援,希望得到支援以渡过难关。然而,孙可望并未派出任何援军,选择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的部队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更是下令在李定国部队经过的地方烧毁粮草,意图切断其归路,并派出四万多人阻挡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南明朝廷及官员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春天,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并获得了孙可望的信任。杨长知观察到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变得日益骄纵自大,渴望继承张献忠的秦王封号,但又担心李定国等人不会服从。于是,杨长知开始在孙可望面前煽动,鼓励孙可望争取朝廷的“秦王”封号,以此来压服李定国和其他将领。同时,杨长知也在李定国和刘文秀等人面前散布关于孙可望的负面言论,指责孙可望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可望终于获得了“秦王”的封号,从此他开始以皇帝自居,甚至要求所有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上“秦”字。孙可望对待永历帝的态度也越发傲慢,对其进行侮辱。永历帝对此感到极为不满,于是秘密派遣使者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这一举动最终引发了“十八先生之狱”,许多支持永历帝的大臣遭到了孙可望的迫害。到了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进入了安龙,成功迎接永历帝前往昆明。
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