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社会弊病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得懈怠，各种弊端丛生，如果不及早纠正，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为此，他要求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就政事中的应行应革事项进行密奏，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他向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发布了上谕，强调古代的忠臣都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实现兴利除弊的目标，以此号召官员们积极投身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改革之中。

雍正帝的改革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当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敷衍了事，如果不对这种现象进行整治，将会导致更多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反对“因循玩愒”，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态度，并批评那些认为改革是“多事”的人是“浅见无知”。

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深知官员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他在元旦上谕中指出，许多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公职，这种行为必须得到纠正。他希望通过整顿吏治，提高政府效率，最终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反对朋党：雍正帝认识到朋党之间的斗争会破坏朝政的统一性和君主的权威。朋党间的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会失去正常用人原则，还会干扰君主的用人权。因此，他决心清除朋党势力，尤其是那些基于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

雍正帝在具体改革措施上也采取了果断行动。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了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前者是指将地方官员征收的额外税款（ 耗 羡 ）上缴国库，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后者则是通过发放养廉银的方式，鼓励官员廉洁自律，减少贪腐行为。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严重的亏空问题，决定进行全面清查。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下令立即抄家追赃，并规定民间拖欠的款项必须在短时间内分期缴纳。同时，他还规定地方若有亏空，必须在三年内补足，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五、执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开始筹划对准噶尔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噶尔部一直是清朝西北边境的一大隐患，与清朝在西藏、新疆等地的利益冲突不断。雍正七年（1729年），他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负责西路的军事行动；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负责北路的军事行动。然而，这次军事行动并未如愿取得预期的效果，前线接连失利，雍正帝不得不囚禁岳钟琪，并频繁更换北路军营的将领。最终，双方都无法继续支撑这场战争，转而开始了谈判。雍正帝原本希望一举消灭准噶尔部，但未能实现目标。究其原因，主要是雍正帝及其将领们在战前过于自信，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西北的军事冲突，雍正帝在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是一个专门协助皇帝处理军务的重要机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挑选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大臣担任军机大臣，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此外，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中的官员兼职担任。军机处没有固定的官员编制，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只有靠近雍正寝宫养心殿的一个值班房，便于军机大臣随时被召见议事。这种设置使得军机处成为一个非常灵活且高效的机构。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雍正帝也强化了思想统治，通过大兴文字狱来打击异见分子。雍正七年（1729年），前工部主事陆生楠因撰写《通鉴论》十七篇，讨论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等敏感话题，被认为是在借古讽今，影射当朝的朋党之争。雍正帝认为陆生楠的文章“借托古人之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