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禟被安排随从年羹尧出征，表面上是为了让军中有皇子坐镇，实际上是希望年羹尧能够监视允禟。然而，年羹尧在康熙朝与允禟有过交情，并未认真履行监视职责，也没有罗织允禟的罪名，这让雍正帝颇为不满。

年羹尧自身的一些行为也逐渐引发了雍正帝的不满。他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并且喜欢接受奉承，不能拒绝贿赂，这导致他荐举官员时过于泛滥，甚至出现了因受贿而推荐的情况。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的形象，也逐渐加剧了他与雍正帝之间的嫌隙。

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年羹尧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请求交出兵权，希望能调回京城。面对年羹尧的请求，雍正帝一方面表达了对年羹尧健康的关心，提供了药物和疗养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年羹尧能够继续留在西北，以防外界对君臣关系产生猜疑。雍正帝认为年羹尧继续留任可以成为一个“千古奇榜样”，以此来展示君臣和睦。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请训，汇报西北的情况。这是他外放后第三次入朝觐见，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年羹尧此次进京，雍正帝给予了极高的重视，特意让礼部拟定仪注。礼部侍郎三泰所拟的仪注未能满足雍正帝的要求，结果被降级处理。

年羹尧进京时，沿途的铺面被要求关闭，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等地方官员跪地迎送。当他从广宁门（广安门）进入京城时，王公大臣们跪接于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即便王公们下马问候，他也只是微微点头回应。这种行为显示出年羹尧的傲慢与不羁，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不符。

在京城期间，雍正帝对年羹尧进行了丰厚的赏赐，包括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以及金币等物品。此外，雍正帝还让年羹尧与总理事务王大臣及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雍正帝称赞年羹尧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且性格直率，不徇私情，有考察年羹尧是否适合担任中枢大臣的意图。

然而，年羹尧长期在外任职，对于京中复杂的官场规则和礼仪并不熟悉。他在京中的行为举止过于张扬，不仅让同僚反感，还引起了雍正帝的不满。年羹尧在与雍正帝会面时，甚至在御前“箕坐”，这种随意的姿态被认为是不尊重的表现。尽管如此，雍正帝依然给予了宽容。

更严重的是，年羹尧在京中招揽势力，四处插手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和功绩。他的家仆魏之耀也仗势欺人，作威作福。有一次，年羹尧拜访怡亲王府后，对直隶巡抚李维钧评论王府内部布置简陋，显得矫情违意。这些言行透露出年羹尧对权势的渴望和对同僚的轻视。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并未直接表达出来。在一次公开的上谕中，雍正帝谈到“为君难、为臣不易”，表面上是在谈论君臣之道，实际上是在暗中敲打年羹尧。然而，年羹尧并未从中领悟到雍正帝的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谢罪或请辞的举动。

十二月，年羹尧回到了西安。据说在这次进京期间，雍正帝的一位亲信（可能是禅僧文觉）曾建议扣留年羹尧，但雍正帝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面，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尽管如此，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产生了戒心，并逐渐萌生了除掉他的念头。

五、获罪赐死

年羹尧离京时，雍正帝虽然赐予他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以表彰他在平定青海和其他少数民族叛乱中的功绩，但同时也对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提醒他“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这一警告意味着雍正帝已经开始对年羹尧的行为感到不满，并对其未来的作为提出了警告。

与此同时，雍正帝开始在与封疆重臣们的密折批示中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暗示相关大臣应及时表态，甚至揭发年羹尧的罪过与劣迹。这些大臣包括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