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后，很快就能适应新的赋税方式。这使得地主阶级剥削农夫的手段，无形当中被削减了。对于普通的农夫百姓来说，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征税模式，而不是复杂的，难以计算的，并且还有可能随时变化的赋税制度。一直以来，封建王朝赋税的最大的承担者，都是最为底层的百姓。大户人家有各种办法逃避赋税，而普通百姓只能老老实实的缴纳个人劳作所得的田租赋税，并且还要被重复的收割，一再的被剥削。比如马政，在汉武帝时期，普通百姓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要缴纳战马作为额外的赋税，在这个时候，普通百姓不仅是要付出好不容易积攒的钱财，想方设法采购战马去缴纳这额外的加税，自身也要承受战马价升高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额外残酷收割。还有铁，盐，刍稿，鱼胶等等……每一次额外收取这些加税的实物，都是一次朝廷『平均』的狂欢。大臣会和皇帝说，『我大汉民众千千万，这些增派，平均到每个农夫头上，每个人才一点点啊！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么！』皇帝一算，好像确实不多，而且只要能达成财政最终结果，也就叹息一声，『再苦一苦百姓罢！』而实际上，不管是在战争年月，还是在平常时间，只要是朝堂每一次的额外征税，都是中层地主阶级想方设法让普通百姓家破人亡的大好机会。斐潜不相信这些弊政，在大汉，甚至在后续的封建王朝之中，没人知道，了解，明晰。旧阶级的利益，只有新阶级才能将其打破。就像是大汉一直鼓吹三十税一是善政一样，这是真的百姓的心声么？显然普通百姓是没有发声的渠道的，而有发声渠道的又是一些什么人？那真正对于百姓的善政，在削减了某些人利益的时候，这某些人会说这政策的好话么？如果这些人表示是善政，又是什么样的『善政』才会让这些人觉得真的是好？至少在当下的关中三辅之中，就很少会有什么士族豪强跳出来，鼓吹斐潜的新田政有多么好……普通百姓只是觉得好，要让他们说，也说不出来。斐潜的田政关键是让百姓直接获益，减少了这些大小地主阶级从百姓身上额外剥削的机会，不仅是扩大了蛋糕，而且改变了一些分配的方式。剥削依旧存在，可是已经让关中的百姓觉得欣喜了，使得关中三辅的农夫耕作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尤其是开垦荒田的积极性。因为每一个农夫都知道，在新田政之下，他们每一份多开垦出来的田亩，虽然也要缴纳赋税，但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益。而且将杂项税收全数归纳到庄禾上，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税收的简化。每年只需要在夏收和秋获的时候进行收税就可以了，而且因为收税的项目单一，也同时减少了税收的压力和缩减了流程，使得吏员的数量可以降低一些，也同样降低了贪官污吏在收税之时进行勒索和敲诈的机会。斐潜之所以能够在当下推行新田政，一方面是因为战乱，所谓不破不立，在整个天下动荡的年代，人们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和制度，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也打破了周朝一贯的血统论和公卿制度一样。另外一方面是斐潜给这些大小地主阶级转变的机会，扶持四民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加大了手工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提升，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来避免被单一『重农』的小农经济所挟持，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物产品种，使得大小地主阶级不再是不可被替代……这才让大小地主渐渐的闭上嘴。因为他们发现，不仅是新兴军勋阶层在替代他们，连着代表着『工』、『商』的阶层也同样在兴起，削减着他们的话语权……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之中，并不是没有皇帝想要反腐想要改变，但是在整个官僚阶层同质化的结果下，就像是让国足自查自纠，怎么可能查得出什么来？就算是迫于压力，恐怕也就是交出个小喽啰来顶罪背锅。若是民众纠缠得太紧……啊，来看看这个瓜！绝对包熟啊！然后民众视线就被转移了……关中三辅，以及河东之地的赋税收获具体数值，只有在顶层政治人物之间才会知晓。田豫以为他通过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