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江南、湖广、河南一带的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城市繁荣，市民人口也不断增加，相对应的粮食产量则持续下跌。

由于水稻、小麦的谷物生产利润不大，湖广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农田，都出现了改稻为棉、改稻为桑的情况。

如此变化之下，便需要大量从外省进口粮食，这便为东北、河套、华北、四川的粮食和猪肉了广阔的市场。

于是在边疆屯垦地区，本来是为了解决驻军粮饷需要而设立的屯垦营庄，反而出现了将粮食反向销售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

伴随着世祖朝对外战争和海外属地的扩大，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本地农业不断受到冲击，农民生产成本增加，而收入减少，大部分人无力改善农业技术，而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又使得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湖广地区经常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甚至是饥荒的威胁，引发社会动荡，所以更需要从边疆地区进口粮食。

随着对郑森海盗海商集团的招安，顺朝的对外贸易数额大量增加，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市场，货币经济发展，又便利了商业贸易。

这一时期在东北、河套、湖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淮海等省，都出现了营庄制被重新加强的情况。

各地的官府和营田司衙门，陆续发布了不少法令，限制营庄农民的迁徙自由，增加他们的超经济剥削，让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加强人身依附关系，目的就是增加粮食产量，好解决江南和湖北地区的口粮缺口。

这在客观上来看，对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友好的，但在当时来说，由于不少地区经过明末以来的多年战争，已经是地广人稀的状况。

又因为移民实边的需要，当时对顺朝新扩领地的移民来源，大多都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山东这几个北方省份，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华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状况。

鄂宁地区的粮食缺口，为一度地广人稀的华北地区灌注了新的经济活力，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华北经济也开始了明末以来的复兴。

这之中尤其以陕西地区特别突出。

自从唐代关中地区衰落以来，至顺朝初年为止，陕西经济的持续性衰败已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

水土流亡、水源干涸、树木减少、土质变化和人口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等等问题，都让陕西的经济面临无可发展的问题。

可是陕西系大顺的龙起之地，又是顺朝皇室祖宗陵寝所在之地，自世祖以后，每逢大的纪念性节日，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如此硬性要求之下，对于陕西一省的经济复兴，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

明末以来，陕西的天灾人祸和兵乱持续时间最久，而且吉杨之乱，还对本来较为安定的渭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击杨之乱以后，李来亨亲自组织的百万难民大迁徙，又釜底抽薪，使得陕西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了彻彻底底的破坏。

但这也就在顺初，为朝廷留下了一个百废俱兴，堪称为一片白纸的关中大地。

为了复兴陕西的经济，重建行省建制，除了陆续从湖北和四川两省进行移民以外，更重要的朝廷得以自上而下，对陕西农业进行了全盘性质的重新规划。

因为长期战乱的缘故，明末饥荒和民乱、杨承祖的一把大火、多尔衮的剃发令、吴三桂的大屠杀……陕西本地的搢绅阶层，几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地方豪强力量也被摧残的一干二净，所以在陕西实行全盘性经济规划，朝廷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的影响。

主持陕西省重建工作的节度使是福建人周祚鼎，他是明朝降官，崇祯十四年时任富阳知县，后降大顺，在山东新泰担任县令。

当时周祚鼎赶赴新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