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象征，这个说法并不过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作为传授中国文化、提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缠足作为隔离女性的手段，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中即曾提到：“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载之，是无事于足也。”流传于民间的《女儿经》对此有通俗的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裹足其实是为了裹心，于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缠裹小脚，两宋时着重内在思想控制的女教也大为兴盛。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中便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之仪。到两汉刘向编《列女传》、班昭著《女诫》时，女教的内容已经颇有系统了。两宋文人儒士则又将女教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人对传统女教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例如，班昭在《女诫》中，是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读书的。但到了司马光的《家范》中，虽也同意女子读书，却将读书的内容限定为《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而反对女子学“作歌诗”，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明以后出现的女子“无才是德”的说法，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发展。

宋儒对女教的最大更新就是注入了对妇女贞节的刻意强调。《近思录》卷六中载有北宋程颐的一段著名答问：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思想同样在司马光的《家范》中有所表现。《家范·妻》曰：“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为进一步阐明这种观念，《家范》中还列举了许多贞烈女子的事迹。到了南宋，更多的文人儒士成为妇女贞节的热心呼吁者。同时，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对周围妇女的实际生活加以干预。朱熹便曾在给陈师中的信中劝陈鼓励其丧夫之妹守节，以成“人伦之美事”（《朱文公文集》卷二六）。

关于寡妇再嫁关乎贞节的议论早已有之，如《礼记·郊特牲》中便有“夫死不嫁”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态的描述，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控制中约束力并不强。例如，儒学祖师孔子的儿子死后，儿媳虽已生有子思，仍改嫁于卫。秦汉后寡妇改嫁之事例仍多。单以唐代而论，皇家公主寡居再嫁者就有20余人，其中两嫁者23人、三嫁者4人（《新唐书·公主传》）。

以此推论，民间再嫁者当更多。当然，唐代也有人讲贞节，但“唐代贞节观念很淡薄，并不是个个妇人夫死都要改嫁，不过社会上不禁止改嫁，不逼令守节罢了”（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直到北宋时，法律仍准许寡妇招进后夫，称为“接脚夫”。但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发展，礼教兴起，其所关注者自不仅仅是观念形态，而是人们的实际行为。故从礼教的立场而言，是要“禁止改嫁”“逼令守节”的。从宋以后的历史看，礼教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其表现便是宋以后各朝列女人数的骤然增加。据有人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收资料统计，在历代节妇烈女的总数中，宋以前历代不过187人，宋、金时骤增至302人，元代742人，明代35829人，清初也有12323人（见杜正胜主编：《吾土与吾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

宋人不独讲贞节，还讲贞操。贞节说的是已婚妇女的事，贞操则扩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