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错误指控为倭寇同党的百姓，袁可立挺身而出，反对草率定罪，成功拯救了数百无辜渔民免遭不白之冤。

同年五月，明军报告在崇明县捕获一艘所谓倭船，声称船上载有倭寇三十四名，这一消息在南京引起轩然大波。军方急欲立功，要求迅速处决所谓“战俘”，但袁可立在审验过程中发现诸多疑点。他注意到，所谓的倭寇仅有二十人，且其中两人已死于杖刑，剩余的十八人被施以毒药致哑，几乎无法言语。面对这一情况，袁可立坚决反对草菅人命，坚持要查明真相。

在审案过程中，袁可立意外地发现，作为“战利品”呈交的三把“倭刀”与早些时候一位李姓千总向他展示的刀具极为相似。这三把刀并非真正的倭刀，而是来自琉球国的工艺品。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袁可立决定深入调查，要求千总对质，但对方拒不承认，坚称这些“倭寇”是在海上俘获的。

直到同年十一月，琉球国的贡使抵达南京，袁可立请他们辨认这些“倭寇”。当贡使看到被囚禁的人时，立即确认他们是琉球国的平民，是在海上运送粮食时遭遇风暴而误入明朝海域的。贡使的证词与被囚者的人数和特征完全吻合，袁可立随即下令释放这十八名琉球国民，让他们平安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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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的正义之举不仅挽救了无辜者的生命，还避免了国际间的误解和冲突。琉球国民感激袁可立的救命之恩，回国后在琉球建立了庙宇，塑像奉祀，视他为神明。此事在琉球国传为佳话，袁可立也因此赢得了“断案奇如神”的美誉。

五、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正值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际，倭寇频繁出没，苏州府推官袁可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涉及地方望族的冤案悄然上演，史称“乙未事”。

无锡望族秦梁之子秦灯、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以及云间乔一琦，三人皆有才情，分别擅长文学、辩论与武术。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间，他们响应抗倭保家的号召，招募乡兵。然而，一个名为赵州平的恶少混入其中，与地方富豪结怨，导致三人被诬告谋反。仇家指控他们在酒楼内以“朕”自称，意图聚众谋叛，这一严重指控震惊了朝廷。

福建巡抚许敬庵与应天巡抚朱弘谟对此反应激烈，后者好大喜功，迅速将三人定罪。万历皇帝得知此事，疑虑重重，命令三司会审，但朱弘谟担忧自身仕途，抢先判决，秦灯被判斩首，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则被发配南汇所充军。

就在三人即将行刑之际，袁可立察觉到案件的疑点，不顾巡抚的阻挠，请求暂缓执行，甚至以自己的官位作保。经过袁可立的深入调查，他发现指控纯属捏造，所谓的“称‘朕’”只是王士骕的家丁讲述历史故事时的玩笑，秦灯出于戏谑随口附和。最终，袁可立证实了三人的清白。

然而，尽管真相大白，秦灯与王士骕已不幸死于狱中。当乔一琦被从死牢中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却雷声轰鸣，这一异象被吴中百姓视为“雷鸣案”，认为是上天对冤案的昭示。

幸存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投身军旅，决心以战功洗刷前耻。然而，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他英勇牺牲，与四十二名部下一同殉国，被追封忠义，祭祀于忠义祠。袁可立在这一事件中的明察秋毫，不仅挽救了无辜者的生命，也体现了他坚守正义、勇于担当的精神。

六、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因其卓越的政绩受到吏部尚书孙丕扬的推荐，被提升为给事中，并受到万历皇帝的特别召见。在苏州，面对权倾一时的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袁可立展现出刚直不阿的性格，拒绝行跪拜大礼，仅施以长揖，此举触怒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