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一系列针对他的报复。袁可立凭借其威信平息了驻军的不满情绪，随后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袁可立受命巡视京都西城，其间揭露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一名深受皇帝宠爱的弄臣，倚仗权势，竟在京城当街行凶杀人，而朝中百官因惧怕其背后的势力，无人敢出面干预。面对此不公，袁可立挺身而出，依法将弄臣重刑抵罪，将其罪行公开于众，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当权臣试图以金钱贿赂袁可立时，他断然拒绝，坚定表示：“杀人者死，乃朝廷法度，即使弄臣亦不可例外。吾只知有法，不知有弄臣。”这种凛然正气令众阉人恨之入骨。然而，万历帝闻讯后，试图以中旨赦免弄臣，这无疑是对袁可立权威的直接挑战。袁可立不畏皇威，毅然抗旨，坚持将弄臣绳之以法，赢得了“真御史”的美誉。

袁可立的铁面无私不仅体现在对弄臣的惩处上，他还敢于向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的不法行为发起挑战。在他的严格执法之下，即便是权高位重之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整个京城风气为之肃然。百姓感念袁可立的公正与勇敢，尊称他为“袁青天”。

七、雷震景德门 建言罢官籍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作为御史，面对朝政腐败与国事日非，勇敢地站出来，连续上疏针砭时弊。五月初九，他请求恢复被贬黜官员的职务，呼吁朝廷不应一味打压直言之臣，否则国家大事将无人敢言。这一言论触及皇帝敏感神经，导致他被剥夺一年俸禄。

同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被视为上天对朝政失序的警示。袁可立再次挺身而出，指责皇帝疏于朝政，后宫弄权，朝纲废弛。他指出国家面临西虏挑衅、播酋负隅顽抗、倭患未消、中原灾荒频发的严峻局面，直接批评皇帝怠于朝政，赏罚失当，是非颠倒，贤愚不分，使忠臣含冤，直臣抱愤。这份大胆的谏言激怒了皇帝，也得罪了次辅沈一贯，最终导致袁可立被降级外放，甚至一度被革职为民，沉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

袁可立被削职后，淡定离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并未表现出丝毫慌乱。回到家乡后，他并未放弃为官的理想，而是选择与文友结社，教化地方，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帮助减轻百姓负担，甚至亲自测量田亩，厘清赋税，展现出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立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力主大修睢郡城池，使之成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这项工程在二十年后的崇祯八年发挥了关键作用，保护了睢城免遭敌袭，保全了一郡生灵。此外，他还为减轻百姓负担，亲自前往卫辉府求情，成功减少了睢州百姓需承担的劳役，体现了他始终关注民生疾苦的高尚情操。

八、关外战事起 条陈上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历经二十六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袁可立起复为尚宝司司丞，后又晋升为太仆寺少卿。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的局面，尤其是辽沈、广宁失守，全辽沦陷的危机，袁可立于天启元年（1621年）祭告山陵回京后，向天启皇帝提出了七项应对策略，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治国智慧。

一收残兵，以省调募。 袁可立建议收编关外的残兵，避免他们落入敌手，同时减少招募新兵的成本和时间，增强军队战斗力。

一出奇兵，以图制胜。 他主张利用敌人内部空虚的时机，派遣奇兵突袭，切断其补给线，迫使敌军分散力量，从而改变战场态势。

一明赏罚，以振法纪。 强调严格执法，对失职将领进行惩罚，对忠诚将士给予奖励，以此整顿军纪，提振士气。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 提出加强边防，严密防守战略要地，构建防御体系，确保首都安全。

一实京营，以固根本。 主张充实京营兵力，淘汰老弱，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