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对，未对和谈给予明确支持，导致与清的议和停滞。皇太极见状，于同年九月发动大规模入侵，即戊寅之变。明廷内部政见不一，杨嗣昌、高起潜与总督卢象昇之间协调不力，卢象昇最终在巨鹿贾庄战死，数十座城池相继失守，近五十万民众被俘。次年三月，清军撤退，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遭弹劾，但崇祯帝依然庇护他，感叹议和之事几近成功，却被“几个黄口书生”所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五、南下督师

崇祯十二年（1639年），随着戊寅之变的发生，明朝的内外局势急剧恶化。杨嗣昌原本的和谈计划和“十面张网”战略均告失败，农民军的死灰复燃，尤其是张献忠在谷城的再次起兵，使整个中原地区重新陷入战火。杨嗣昌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朝中言官要求追究其责任，他自己也多次上书请求辞职。然而，崇祯帝仅以贬斥言官和暂时降职的方式回应，不久又恢复了杨嗣昌的官职。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杨嗣昌推荐傅宗龙接任兵部尚书，而自己则主动请缨，于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授予督师之职，负责平定农民军，以尚方宝剑象征皇帝的权威。

在崇祯帝的饯行仪式上，杨嗣昌被赋诗鼓励，随后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京城，前往湖广襄阳设立行营。在那里，他迅速组织兵力，准备对张献忠的农民军进行围剿。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左良玉在川东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取得了初步胜利，俘获了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这一消息令崇祯帝大为振奋，不仅嘉奖了左良玉，还亲笔致信慰勉杨嗣昌。

然而，杨嗣昌在处理将领关系上显露出了不足。最初，他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又因左良玉难以驾驭，转向陕西将领贺人龙，提议由贺人龙接替左良玉。但当崇祯帝批准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担心左良玉不满，再次上疏请求维持左良玉的原职。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令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感到不满，导致二者都不愿听从杨嗣昌的调度。此外，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对杨嗣昌阳奉阴违，借口粮食补给困难而按兵不动，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力不足为由撤回陕西，使得杨嗣昌在川东的部署陷入困境。

张献忠利用明军的混乱，与罗汝才会合，在大昌县土地岭击败明军，再次扩大了农民军的势力范围。杨嗣昌面对这一局势，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但邵捷春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不合作，使得明军防线接连被突破。杨嗣昌虽处决了逃跑的将领邵仲光，但仍无法阻止张献忠的进军，农民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

杨嗣昌的督师行动并未如预期般顺利，他坚持的尾随紧迫战术，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张献忠，反而使明军疲于奔命，士兵们在风雪中艰苦行军，士气低落。张献忠甚至创作顺口溜嘲笑明军的被动局面，反映出杨嗣昌在战略和人事管理上的失误。

六、身死沙市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农民军的连续胜利，对明朝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正月，张献忠在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部队，随后迅速向襄阳进发。与此同时，李自成趁左良玉与杨嗣昌之间矛盾激化之机，从奉节鱼腹山突围，转战河南，攻占洛阳，处死了福王朱常洵，此举震惊全国，加剧了明廷的危机。

二月初四日夜晚，张献忠奇袭襄阳，一举攻陷这座杨嗣昌认为固若金汤的城池，襄王朱翊铭不幸遇害。有传言称，张献忠在处决朱翊铭时曾言：“吾欲斩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川，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这一事件对杨嗣昌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时的杨嗣昌，已是白发苍苍，疾病缠身，身心俱疲。他在正月八日给崇祯帝的奏折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绝望，形容自己“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并为襄库饷银匮乏而忧愤不已。

随着洛阳、襄阳的相继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