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规是王符的同乡，与段颖、张奂是当时平定 “羌乱” 的三大将。皇甫规告老回乡后，对前来拜访的二千石长吏态度怠慢，然而当王符到访时，他却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同坐极欢。这一情景不仅展现了皇甫规对王符的敬重，也凸显了王符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王符虽未入仕途，但他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学和深刻的思想见解，赢得了他人的尊重。时人传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 可见，王符在当时的声誉之高，他所代表的书生道义被人们所推崇。这种敬重不仅是对王符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他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思想的认同。

（三）一生未仕的选择

王符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因性格耿直，未入官场。他不苟于俗，不求引荐，不愿迎合世俗的风气，也不追求功名。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未能获得升迁，于是愤而隐居着书。然而，王符并未因未入官场而沉沦，相反，他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大学者。他归隐故里，陋居于镇原城北山上，讲学传道，着成了煌煌十万余言的《潜夫论》。王符一生未仕，却对时代社会有着极其深刻的见解。他在《潜夫论》中，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丰富的治国之策。他主张统治者选才、爱才、用才，反对奢侈腐败；强调 “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重视法制在治国中的作用；对边地治理提出了慎选边将、严明赏罚、修整战备、迁民实边等策略。王符的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思想主张进步

（一）政治思想

王符在政治上主张统治者选才、爱才、用才，反对奢侈腐败。他深刻认识到社会祸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因此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王符强调 “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人君之职在于除害安民和举贤任能，纳谏兼听。他提出贤臣应当不媚上欺下，不曲法损公，不结党营私。

王符以儒家思想为本，兼采法家观点。他认为法律是人君驾驭人民、用来诛暴安良的工具，是权力的体现，人君必须牢牢掌握。但他同时指出，治国不能专用法律。王符说：“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治民心” 不是使用法律能够办到的，必须实行 “德化”，使民相 “亲爱”、“动思义”，不生 “邪之心”，从而杜绝犯罪根源。所以 “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他还指出，立法不可以惩罚为目的，“非以司（伺）民短而诛过误”，而应着眼于 “劝善消罪”。他说：“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 王符强调遵守法制的重要性，认为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而法令能否施行的关键，在于人君能否与臣民共同遵守，“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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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思想

在经济上，王符提出以 “农桑” 为 “富国之本” 的主张。他对传统的 “农本商末” 观念提出异议，认为农工商各有本末之分。王符指出：“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他认为，凡有利于社会和人民者即是本业，反之，则为末业。王符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强调了农工商各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据资料显示，东汉时期，社会经济矛盾突出，大地主阶层对广大人民的巧取豪夺深重，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符提出的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主张农工商各守其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富国强。他的思想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哲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