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应衢的成功，落在高一功的眼中，当然就成为了一种具有模范作用的旗帜。他和白旺、陈荩这另外两位节度使商议以后，就决定推出耿应衢为标杆，以此劝说搢绅投入商贾殖货之道。

毕竟不是所有士绅都有行政经略的才干，不是所有搢绅子弟都有能力通过节府试，成为楚闯官吏，更加不是所有搢绅子弟都具有足够的才华，进入顾君恩的眼中，被拔擢为参军司僚属。

剩下的搢绅之中，又多的是缺乏经商殖货才能的人物。好在现在已有了耿应衢为首的一群成功人物，那些缺乏经商才具的搢绅，只要投资已有成果的绅商，或与其合营办货，收取股息，都能维持生活。

其实这本就是李来亨推行营田新法的一层用意所在。

营庄制剥夺了地主的土地经营权，虽然为他们保留了一部分的田息收入，使得他们尚且能够通过自己原有的土地收获一部分利益。

但随着楚闯政权的不断巩固，李来亨就不断采用种种新的手法，削减士绅地主们旱涝不收的地产收入。迫使他们完全放弃投资土地，而转入到经营工商的行列里。

营庄制踏勘田地所出，再与耕种者分成，田主所得田息则极少。就田赋的赋税率而言，楚闯政权虽然对自耕农较为优待，可是对于占据农民数量最多的佃农来说，楚闯政权的赋税率比起明朝原有的赋税率，优势并不多么大。

只是营田政策的特点，就在于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完全夺取到了政权手中。楚闯政权通过田租，可以获得远超过明朝一般赋税率的收入，可是实际上又把地主本来征收的田租率大幅度下降。

对于佃农来说，他们收到剥削最严重的本来就不是来自于明朝的田赋，而是来自于地主的田租。如今田租完全由楚闯政权掌握，田租率大幅度下降，楚闯政权依旧极有利可图，佃农的租税负担则几乎减弱数倍之多。

这还没有提到由于土地经营权落入到了庄使手中，丧失土地经营权的士绅地主，从此再也不能用各种借口，迫使佃农沦为地主的长工，消耗大量劳动时间为地主干白活。

这一部分原属于士绅地主所有的“超经济剥削”，经由楚闯政权派出的庄使掌握以后，他们便能利用农闲时间，组织那些没有参与民兵训练的佃农修缮水利，进一步活化了楚地的农业生产情况。

闯军在湖北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所以虽然频繁兴大工、修水利，可是民却自安其乐，毫无苦楚可言——因为他们以前农闲时不用去修缮水利，一样要被地主叫去帮忙干各种白活，现在帮楚闯政权修缮水利，既可以获得一定收入，将来水利设施同样还可以供自己使用，生产的积极性，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在商业流通范围，李来亨则基本保持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主要实行保护工商流通的经济政策。

过去闯军由于整顿军纪的需要，在军中基本上是采取以配给制为主的制度，对于士兵很少发给现银军饷，只有少量的生活津贴而已，而主要是给士兵和家属发给可供生活余裕的粮食。

但随着楚闯政权在湖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闯军又已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流动作战阶段，半配给制的制度，就非常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了。

货币的铸造和流通，还有对于商品流通阶段的税收问题，都慢慢提上李来亨需要亟待考虑的范畴之中。

货币问题，因为李来亨上面毕竟还有一个闯军“中央”在。在李自成和牛金星等人完全敲定闯军的货币政策以前，不管李来亨是想铸造标准化的银币，还是推行激进的纸币政策，都不免有僭越之嫌。

而商品流通阶段的税收政策，也即是所谓的“商税”之说。楚闯政权本来颇有意重科商税，但考虑到耿应衢等绅商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