搢绅经商经验又极少，一旦重科商税，这些还不容易找到生活出路的士绅，怕不是又得要回去造反抗闯了。

只是后来一段时间，毕竟楚闯政权不同于明朝朝廷，像作为李来亨情治机构的恳德记，这样一个非常强力的部门，便是由商人出身的萧维崧以及另外一大群掌柜掌握的。

商人出身的萧维崧嗅觉相当敏感，他广泛收集了明朝商税的具体情况以后，多次写信送往归德、德州和真定等地，同李来亨反复讨论，陈述情况。

明朝的商税包括主要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所征收的货物税，如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契税、酒醋税、屠估税、典铺酌分等。

商品运输过程中，向船户和车主征收的国内关税以及向运销商品的客商所征收的商品税，有钞关税、工关税（如竹木抽分）、门税、过坝税等。

此外，另有市舶司征收的海关关税。

这些种类繁多的税种里，以钞关和盐课税收为最大头。万历年间，钞关税收收入以万历二十六年为巅峰，收入最高达到四十余万两。万历二十六年开始，为了增加商税收入，税监频出，从九江到扬州，这数百里的距离上，就有湖口、安庆、池口、荻港、芜湖、采石、金陵、瓜埠、仪真等多处关卡进行征税。而这势必给商业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

根据万历三十年，时任户部尚书赵良卿的说法，相比从前商税年年有足额，逐渐稳步上涨的情况，随着税监的派出，地方上的商税征收出现了“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的情况，商税并没有随着征税关卡的增多而变得更多。

以河西务钞关为例，由于征税太多，以至于商人罕至，原先一百多加布店目前仅剩下三十多家。临清关，原先伙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两人，至于关闭店铺更是有数百家之多。诸多商铺纷纷闭门歇业，严重影响了商业贸易的开展。

到崇祯初年，经由东林党出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整顿商税，钞关税收这才日渐增加，到崇祯十三年已从万历年间最高的四十万两，增长到了八十余万两——可见征收商税的问题上，东林党人未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或者更应该说，在整顿财政的方面，官员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简化为了江南与北方、东林与非东林这样二元化的形式。

盐课方面，崇祯年间的盐课收入较万历原额在130万两以上。

但是因为李来亨占据的三楚之地，大多不是明朝时主要的产盐之地，所以盐课收入虽然极为丰厚，却注定和李来亨没有多少缘分。

至于其他杂项，多以货物税为主，与商品流通环节关系不大。万历六年时杂项原额全部折银，当年实征约三十二万两。此后明朝的杂项货物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天启时期因为西南战事和辽事新饷，前后总共加派了二百二十万两之多，崇祯朝更把包含在杂项之中的“生员优免银”也加入加派之中，又加派数十万两之多。

从此处杂项商税的加派中也可以看到，崇祯朝对于商税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甚至到了军事紧张的时期，崇祯对于“生员优免”的特权都进行了加派。

可以见得明朝朝廷的财政问题，不是因为不收商税，而更加主要是明朝朝廷的整体已经完全腐烂、坏朽。即便崇祯屡屡加派商税，可是这些税银却要不断填入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中，腐坏的朝廷在各个环节上的贪墨，也会消耗大量税银，而低效的行政效率，更加导致了十分钱用出去，只有一分钱能产生效果的弊端。

收不收商税，从来不是此中称得上严肃的问题之一。仅崇祯三年重新整理杂项加派，实际加派额就高达一百六十万两之多。可是在腐朽的行政体制下，这一百六十万花出去，中间各个环节官员抽吃卡拿一番，最后用到实处的税银，能否有十六万两都不好说